阎氏巧取天津，不过是又一次城头变换大王旗。在军阀混战的时代，苦的是老百姓。
国民政府二期北伐进入京津地区后，宣告北伐告一段落，而战后的利益分配问题也就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地盘无疑是其争夺的首要内容，京津地区的接管人选也是各实力派揪心的问题，例如对于天津这个战略要地，参加北伐的各方均摩拳擦掌，准备将其收入囊中。而在这场无言的较量中，不起眼的阎锡山成为杀出的一匹黑马，最终夺得天津。这段历史我们已是耳熟能详，但关于阎锡山如何在这场利益博弈中胜出，个中缘由却长期不为人所知。有鉴于此，现特将当时情形详细陈述，以增进大家对阎锡山的了解。
年，国民革命军的三大巨头（左至右）冯玉祥、蒋介石、阎锡山
轰轰烈烈的北伐战争到年月份胜败已见分晓，张作霖奉系的败势已呈，北伐军进入北洋政府的最后堡垒北京和天津仅是时间问题。北京是历经几朝的首都，天津地理位置优越，紧挨北京的同时还是出海口，故为各派所觊觎。二次北伐开始后，各实力派已把夺取京津作为自己的目标之一：蒋介石作为南京国民政府的掌权者，想把天津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内自不待言；长期以来，冯玉祥的西北军局促于贫瘠的西北内陆地区，迫切希望得到富裕的京津，尤其是得到天津这个出海口；阎锡山从加入北伐军起就盘算怎样使自己得到更多的地盘，把临近晋绥的京津纳入到自己的管辖之下实也是他参加北伐的原因之一；第四集团军的桂系也不甘于偏安南方地区，总想趁机会把势力扩展到京津地区。年二次北伐开始后，各方各派即派自己的代表驻扎在京津一带，以打通他们各自与外国及北京政府军事将领的关系，以求在进军京津上掌握主动权。而四个集团军司令中，尤以地盘靠近京津的冯玉祥和阎锡山最为积极，争夺最为激烈。
天津形势比较特殊，是直鲁军的驻地，张宗昌和褚玉璞盘踞在这里。同时，各国尤其是日本在天津的势力盘根错节，日本在天津苦心经营多年，把天津看作侵略中国的桥头堡，其态度将对北伐军接收天津产生直接影响。因而，各派为夺取天津，各显神通，其代表亦在天津频频活动。冯玉祥对天津是势在必得，派代表丁春膏、齐燮元的好友孙润宇秘密潜入天津。丁、孙二人潜入天津之后加紧拉拢日本人，他们把目标瞄在了日本驻屯军参谋长三野友吉身上，此人在中国多年，在天津负有秘密使命，其中之一是操纵便衣队匪徒进行破坏活动，天津的便衣队捣乱、破坏治安，背后都有他的牵线和暗中支持。丁春膏、孙润宇看中了他在天津的势力，希冀拉他来支持冯玉祥接收天津；对驻扎在天津附近的直鲁军、败退的孙传芳旧部，丁、孙拉拢齐燮元及与张宗昌、褚玉璞不合的徐源泉、孙殿英等部，密谋在奉系败退之时，依靠他们的力量逼张、褚下台，直接控制天津。齐、徐、孙等部看到直鲁军大厦将倾，也纷纷自寻出路，亦乐得有冯玉祥来维护自己的利益。
在山西方面，年主张晋奉合作的山西驻京代表田瀛环逝世后，阎锡山审时度势，选择了和日本关系密切的南桂馨为驻京代表。南桂馨到京后不久，晋奉即开战，为躲避奉系的逮捕，南躲到天津的日租界内，与日本的驻屯军司令新井联络，为阎锡山进入京津铺平道路。阎、冯各有代表在津，表面上表示要互通情报，实际上都是各自行动。冯玉祥的代表丁春膏、孙润宇积极运作，支持齐燮元接收孙传芳的军队，然后改旗易帜宣布独立，以接收天津，此项计划并得到了三野友吉的支持。在丁春膏等人运作接收孙传芳部的同时，南桂馨也在策动孙传芳部归顺阎锡山。南桂馨眼看在拉拢孙传芳旧部上，冯派占据上风，齐燮元甚至派人通知南桂馨即将接收天津。此种形势之下，南桂馨只得寻求新井的支持，不久日军司令部即警告齐燮元，按照辛丑条约的规定，天津市内不许驻扎重兵，实际上表明了不支持齐的态度，无奈之下，齐燮元已开出的发饷支票也只能即刻收回作罢。暂驻在津郊的孙军，进退两难，部下郑俊彦部、李宝璋部和南桂馨接头，愿归晋阎。在阎锡山的指示下，孙传芳的旧部郑、李部避开津郊移驻南口附近，便于归阎部的杨爱源统帅。在接收孙传芳旧部上，由于南桂馨的成功活动，使晋阎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取得胜利，扩大了自己的军事力量。随着形势的变化，日本和奉系的矛盾加深，日本驻屯军司令新井倾向阎锡山派，他向南桂馨保证，阎锡山的集团军如果能占领保定，日军保证北京、天津不用再放一枪，唾手可得。南桂馨在津期间，不仅成功赢得了日本的支持，还不负阎望，在天津打通了各个关节，既使各国使节对阎抱有好感，亦赢得了天津各界上层人士对阎进入天津的支持，为阎锡山最终进抵天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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